民族宗教冲突原因探析可以从3个方面去探析内部冲突的原因,即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国内精英在冲突中所起的作用。
内部冲突的根本原因
内部冲突的根本原因由结构性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因素、文化和认知因素构成。
结构性因素包括弱势政府、对族群安全的关注以及族群地缘因素。
政治因素包含歧视性政治制度、排他性国家意识形态、族际政治和精英政治几个方面。
经济和社会因素被看成是内部冲突的潜在原因,包括经济问题、歧视性经济体系、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过程的挑战与困境。
文化和认知因素,包含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对历史的错误认知。
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宗教冲突都是打着宗教旗号,但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
暴力的看法、评价、运用的矛盾性是世界各大宗教所固有的特征,宗教与冲突不具有因果关联性。
对世界历史进程和当今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宗教冲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长达1400多年的对撞。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开始了扩张和西征,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中东、波斯和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统治。1096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二世号召欧洲教徒进攻伊斯兰异教徒,夺回在巴勒斯坦的圣地,到公元1291年止,欧洲基督徒共组织了8次“十字军”东侵,尽管在军事意义上失败了,但客观上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播,其扩张主义传统被近代西欧国家继承了下来。此后,便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灭掉了拜占庭帝国。欧亚两大宗教集团打着“上帝”、“真主”的旗号进行的所谓“圣战”掩盖不了其侵城掠地的罪恶目的。纯粹的宗教冲突是不存在的,宗教冲突总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生活紧密相连。有意味的是,宗教的原罪概念给了关于冲突和战争的重要解释,宣称这些行为出自人性中不可避免的恶与缺陷。神学家奥古斯丁并不从原则上否定战争,认为某种类型的战争是正义的,如防御性战争、反异教徒战争等。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6]697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宗教冲突就是这样的一种“力”,由于宗教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宗教冲突能爆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
总而言之,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冲突,大多是新、老殖民主义的产物,或曰“殖民遗产”。这些矛盾和冲突都是一战后和二战后老殖民主义退潮、新殖民主义跟进造成的。本质上是国际政治、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冲突,结果却得到了宗教外衣的掩盖或庇护,表现为赤裸裸的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宗教被作为工具而被霸权主义和各种极端政治势力所利用。殖民遗产和霸权追求交互作用的产物便是当今世界“热点问题”的产生。
结论:宗教与冲突的矛盾关系
宗教独特的社会政治作用就在于,它在引导、组织、动员群众参与有关活动方面,具有独特的有效性,是其他手段难以替代的。因而宗教常常被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冲突当作外衣或工具。但是,认为当今社会发生的所有冲突都归于宗教的影响或有宗教的背景是有失偏颇的,把宗教的作用无限扩大化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考察当今宗教与冲突的关系及其互动,有这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其一,宗教是社会冲突的导火线。宗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实践。宗教往往与社会发生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到群众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诸多方面。
其二,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的交织日趋紧密。宗教总是以民族为载体、以各个民族的信仰者为其活动主体的。宗教冲突、教派纷争是信仰、意识形态的冲突,但在实质上,这类冲突和纷争仍然是民族的,甚而是同一民族内部因政治经济利益的差异所导致的。而民族冲突一旦掺入宗教狂热,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和战乱,后果相当严重。宗教极端主义即源于宗教狂热,成为民族分裂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些国际势力出于分裂别国的目的,或明或暗地支持这个国家的宗教极端组织挑起事端。
其三,国内的宗教问题、宗教冲突很容易引起国际势力的介入,成为国际势力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霸权主义的目的,往往利用宗教问题对第三世界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权问题。信仰自由作为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问题往往成为国际有关人权问题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和组织,借口所谓“宗教信仰”和“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其四,国际冲突被贴上宗教的标论”甚嚣尘上,国际团结与合作面临不利的舆论环境。当前,国际冲突突出的表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矛盾和斗争,在西方一些人看来,伊斯兰和西方的“准战争”已经开始了。实际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并不代表穆斯林世界的主流意志,更没有获得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支持。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抓住这一机遇,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快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事实证明,美国以暴易暴的反“恐”越反越恐。“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塞缪尔・亨廷顿毫不隐瞒地说:“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就表明伊斯兰世界并不是施动者,而是受动者,一语道出了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原因。
宗教和冲突的种种问题与迹象表明,我们的星球是一个时有动荡的星球,我们所处的世界还远不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建设和谐世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期望,世界各大宗教力量本着积极入世和关怀生命的态度,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旗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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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没迎来和平,主要的变化只是各种冲突由以两种意识形态为旗帜改为以民族和宗教为旗帜。于是,学界中多数人和各国媒体都宣称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是不同人群的民族意识与宗教信仰的差异是造成各种冲突的主要原因。
德国马普研究院是全球极具实力的科研圣殿 在我自己多年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在对中国边疆地区一些民族关系问题的实地调查中,常感这样的观点过于简单表面,对问题的实质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因为我多年接触并熟悉的那些不同民族的人群和不同宗教的信徒,在日常生活的调查中细致地观察他们的言行,可以窥见他们对民族与宗教的真实态度,与外来者对其的述说有明显落差。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矛盾冲突中,民族意识与宗教信仰并不如书生们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所描述的那么重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那么,在当今世界,是什么造成了不同民族与宗教信仰的群体之间持续的矛盾与冲突呢?多年的实地调查使我认识到,对于矛盾甚至冲突双方影响更大的是各种实际的利益,如经济利益、政治权利、(个人和群体)社会发展的机会等。 今很多民族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界的学者都在围绕民族认同的强化、宗教信仰的对立、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等问题来探讨分裂思想的来源、社会动荡的起因。
民族宗教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民族宗教冲突席卷全球,民族宗教矛盾成为国际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使世界格局由两级向多级转变,这种转变导致政治真空地带的出现。这些真空地带在失去超级大国的控制之后,民族矛盾迅速突现。各种国际政治力量出于各自目的对此采取了旁观、怂恿甚至操纵的态度,使一些地区的冲突进一步恶化。西方强势民族与其他弱势民族之间的矛盾,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在现阶段却是相对温和的。地区性的民族矛盾和冲突都有很深的历史积怨,矛盾双方以国家为依托,出于实际利益的冲突,始终处于互不信任的危险状态,在现阶段最容易导致尖锐对抗。国家内部的民族或种族之间的矛盾属于内政,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相对容易解决。还有一种新的民族矛盾需要注意,这就是跨国民族分裂主义,它给世界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他认为,在当今世界,族群与宗教层面的差异并非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是他在30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冲突的动力机制及其各种复杂关联进行的提炼和总结。在《何故为敌》这本书中,作者反驳了一系列成见,尤其是人们通常设想的“族群和宗教上的差异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争与危机的主要原因”。作者提出一种“决策理论”,其目的在于解释哪些类型的身份认同在何种条件下才更容易成为优选对象,也就是说,包括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在内的各种认同都不是绝对的,都是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生活的一种策略和方式。认同的目标是适应环境,更好地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李峻石先生在非洲有30余年的实地调研经验 当前,各国媒体的报道经常说是族群和宗教的因素导致了国家的崩溃、内战的爆发和血腥的屠杀。而该书指出,族群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民族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实体,宗教的边界可宽可窄,宗教本身并非冲突的原因,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作者指出,纵观历史,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认为,宗教战争是为神学观点而战。与之类似,族群性也不是族群冲突的原因。 审视资源在冲突中饰演的角色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作者认为,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每一个冲突都是争夺资源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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